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
王海滨，现工作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核心成员，主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精神世界重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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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道路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西方现代化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路径等层面均溢出了明显的负效应。西方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不是现代性本身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大限度避免现代性负效应的道路。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应自觉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
关键词：现代性；多线论；负效应；中国道路；新型文明形态
在全球化时代追求实现现代化的相对落后国家，面临追赶和反思的双重任务。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享受着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也遭遇了现代化的负效应。作为现代化的本质根据和理论表达，现代性本身就带有反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坚定走现代性的文明大道，既坚守本民族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又不排斥世界主流文明，并在深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实践中已然显示出的负效应之基础上，尽力摒弃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既不以中西为沟壑也不以古今为壁垒，是后发国家自觉建构新文明形态的应然之路。
党校风景—映日荷花
一现代性道路的一元化还是多线论
现代性道路的多样性及其在理论上呈现出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目前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有关研究，过多集中在“从中国道路看世界”，缺少前提性地反思中国道路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换一个维度，“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看中国”自然要涉及现代性道路是否具有多样性的问题。现代性的道路如果是“一”，那就无所谓“中国道路”。当然，无论基于经验观察还是理论分析，现代性道路都是“多”而不可能唯“一”。
在起源上，西欧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石，使现代性从一起步就自然附上了西方属性和西方特色。基于此，西方中心主义者形成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宣称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现代性的最优选择甚至是唯一可能，代表了值得所有国家模仿的发展模式，并且具备无条件对外扩散的道义优先性，而任何企图在西方现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就是对启蒙遗产的背离、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对现代性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离经叛道。照此逻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只能无条件、 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方案，甚至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成为了历史本身绝对的道德律令。
然而，基于历史经验和实践观察，世界现代化历程在巨大的共性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有学者曾依据长期研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1]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人类的现代化实践丰富多彩，各国现代化也走过了形形色色的道路。有学者按经济形态归纳了现代化的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并提出每一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没有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完全相同的，而趋于成熟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日趋多样化。[2]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禀赋、民族基因、历史境遇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自然会造成思想认识和制度道路设计上的差异。比如同样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和精神，但英法德美之间在具体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实际程序上的差异就甚为明显。可以说，表面似乎一致的西方现代性，内部充满差异性和矛盾性。卡林内斯库曾用“两种现代性”反对“铁板一块”的现代性：“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3]西方学者从各种维度对现代性进行着不断的反思，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从诸多深层次问题上反思了所谓现代性的统一性和一元化。
从理论探讨来看，“多元现代性”引起来越来越多的关注。2000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代达罗斯》曾出版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的专集。诸多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名学者，如S·N·艾森斯塔特、威特洛克、杜维明等，针对普遍存在的尊崇西方式现代性的观点深入探讨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其中，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4]杜维明主要依据“东亚现代性”的实践而主张现代性的多元性，他提出：“儒家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化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清楚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东亚化的……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以及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发展的潜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5]此外，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1年8月号也曾辟专栏，集中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在这些探讨中，尽管对于何谓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究竟是趋一还是多样的仍然存在诸多争论，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反思单一的西方式现代性，主张对现代性进行开放式的探索。值得深入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和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维度探索多样性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
现代性的生成是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开拓性的统一。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和中国同样漫长的专制王朝循环时代，现代性因素在缓慢的积累和发酵。近代以来，那些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对累积的现代性因素进行整合并不断附加上新的因素。西方国家各自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差异性环境，又使这些共性的现代性因素沾染上了特殊的色调。假如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进行结构性分析，英国=A+B+C+…，美国=A+D+E+…，德国=A+F+G+…，法国=A+H+I+…。那么，不能认为后先现代化国家就应该走“A+B+C+D+E+F+G+H+I+…”的道路，而应该进行深入的辨别和认真的剥离，找到共性因素A[6]，还要进一步判断其它因素与A的关系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A以及与之有必然联系的因素，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汲取和借鉴的。这里的剥离本身就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前提性反思。现代性必然有普遍性的因素，但是英法美德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理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如果再考虑到，西方现代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乘风启航并破浪前进，属于典型的内生型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是在率先走上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影响下，在刺激应变中艰难起步，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那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无疑会更加明显。
二西方现代性实践溢出的负效应
审视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能持续稳住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也都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从实践效应来看，现代性是把双刃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历史走出了落后封闭的农业生产状态，摆脱了封建专制统治和神学思想束缚，现代政治理念及其民主化法治化运行机制荡涤了人身依附和地缘依赖，尤其是物质文明建设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也不断涌现。有学者曾这样反思了现代性实践的辩证性和自反性：“现代性不是拿一种目标或价值和另一种目标或价值做交易；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要达到的目标或要获得的价值，在眼看着唾手可得之际，被暗中破坏了。转变成了对它自身的空洞的模仿。”[7]直面西方现代性实践中的负效应，反思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能越过的，如何绕开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对于中国道路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系统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体制等层面均溢出了明显的负效应：
其一，“理性+主体性”的文化理念及其单向度膨胀。理性与主体性构筑了现代化的理论基石，从深层理念上推动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令人遗憾的是，过于强调手段和实证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工具与价值、手段与目的、实证与批判的辩证平衡。在“重估一切价值”和“一切都可以成为工具”的理性独断面前，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遭遇了技术的制约和科层制的束缚。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导致在有了思想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依然没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意愿和勇气。韦伯在20世纪初就依据对工具理性膨胀的反思而对现代性的前景做出悲观性预测: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8]伽达默尔也深刻地指出了科技对人的发展的制约：“我们的时代受日益增长着的社会合理化以及主宰这一合理化的科学技术的制约”。[9]雅思贝尔斯则从个性丧失的维度揭示了技术统治的后果，他认为：“作为技术统治的牺牲品，它黯然无光或杂色纷呈，人在其中已不再能辨认出自己，他被剥夺了他的做人的个性。”[10]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承继了这一对理性的批判思路，揭示了从理性向工具理性的演化过程直至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的现象，尤其是深入批判了当知识与权力结盟时，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合谋取得“话语霸权”，使思想和行为再次受到控制的启蒙悖论。与工具理性膨胀相伴随的，是主体性的凸显、个人至上原则和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黑格尔曾这样指认现代性的这一特征，即“主体的特殊性求获得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11]对主观自由的过度追求，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理性与现实的对立，其产生的具体问题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系统批判。
其二，物化生存与精神困境。较之传统社会，现代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物质生活的丰裕。然而，当人对物的依赖深化为膜拜，进而把人自身、他者、社会及其关系降低为物，甚至人的意识也为物化结构所钳制，最终就会导致以物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即物化生存。物化生存与欲望膨胀、感性至上原则携手并进，不可避免的陷入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如果把占有“物”作为人的生存的唯一目的，以物化生存为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势必丧失人的地位与尊严，甚至降为物的奴隶。弗洛姆曾深刻地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占有、轻生存的物化生存方式，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利润为宗旨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做是一种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12]物化生存的逐利性，一方面有利于加速累积物质财富，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精神的贬值”，形成了与物质丰富对立的精神贫困，与资本力量对立的精神懈怠。按照卢卡奇的判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1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物化结构一旦渗入人的精神世界，势必滋生欲求的过度膨胀，进而导致其它精神性因素的萎缩。在当代生活中，这种欲求膨胀、精神萎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精神懈怠现象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物欲横流”，除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之外，人的精神再无其它的追求了，这必然导致意义失落与价值坍塌等诸多现代性精神性问题。回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方现代性实践主要是在物质文明层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原本设计能够与物质文明协调共进的精神文明却萎靡不振。沉迷于对物的占有和消费的人们往往无暇顾及自己内心的真正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其三，“资本主导+市场至上”的经济逻辑。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导逻辑：“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14]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经济生产不是以人而是以利润为根本目的，市场成了最重要的舞台。资本和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激活效率和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效应：首先，是对人的抽象统治。马克思曾指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15]这里的“物化”和“主体化”，深刻揭示了资本、商品和市场对人和社会关系的主宰与控制。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化解的深层次矛盾；其次，主要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不均、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等从现象上可以观察到的市场运行结果与一般伦理判断之间的冲突问题，作为市场运行结果的垄断问题，在于市场之外的、市场运行规则无法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某些社会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市场有政治上、分配上、社会化上、伦理上和生态环境上的局限等问题；最后，是消费逻辑和文化工业误导需求和生活品味的问题。在资本和市场面前，人们的需求和心理成了可以改变和操控的对象。一些企业不再局限于仅仅通过普遍的市场调查掌握大众的消费心理，而是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媒介手段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求，甚至通过制造虚假需求误导人们的消费倾向。消费者往往不是“为了使用的需要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的需要而消费”。处于商业化本质与工业化生产的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本身，也演变成了由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决定的文化工业。代替意义、规范等符号的，是愈来愈多、各式各样无意义的文化符号垃圾被制造出来并充斥在文化市场上，严重冲击着精英文化提升品味、引领时代精神的地位与功能。
其四，政治路径依赖及其它社会问题。依据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民生需求的满足等标准衡量，率先走上现代化征程的西方大国，其政治制度曾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然而，一些最初的制度设计，逐渐暴露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沉陷入深层历史阻滞力的体制性困境。西方现代性政治实践背负上现代化进程中累积的经济政治机制及其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负担，进而持续受到不敢触碰既有体制、难以推进深层次改革和不能摆脱路径依赖的消极影响。比如间接民主方式的局限、民主化所导致的“治理不善”、被民粹主义的绑架、政党政治运行缺乏效率和活力等。在公民、社会、政党和国家的框架中，国家治理无效、政党疲软无力和公民的个人自由主义膨胀，导致整个社会在越来越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的同时，也使社会整合变得日益困难进而增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对抗甚至动荡的可能性。现代社会问题太多，以至于贝克和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一些依附于发达国家或尝试照搬西方政治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受到了西方制度负效应及其自身转型问题的双重束缚。
三中国道路的思想自觉及其理论前景
中国道路是延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品格，由近代以来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先进道路逐步演进，汇流于追求以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的实践表达。通过前提反思，现代性道路是多而不是一，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在中华文明、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中探索中国道路的前景。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离开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必然要偏离人类文明大道和悖逆时代潮流。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实践中的单向度局限，不是现代性理念本身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负效应，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大限度避免现代性代价的道路。审视世界历史进程，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初露端倪。清理以思想形态出现的学术资源，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局限和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基于此，我们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在反思与批判传统的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和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之后，走向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或许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未来文明的新贡献。
其一，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中国的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历史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是建构“历史的”、“现代的”和“中国”的新型文明形态的过程。反思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有些导因于对传统批判过多，偏离了深层的历史延续性。西方现代性理论是针对西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实践的，简单借用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的靶子，必然会遮蔽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问题。中国古代文明的巨大的连贯性和相对的自足性 ，使我们必然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土壤相关性的问题。依据现代化的转型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社会转型与“时空压缩”的紧张状态。从历史上看，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不久以后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代替。尔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单独进行，于是就开始出现对整个社会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过渡）的关注与研究。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全面的社会转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明显受到西方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以及由“后工业社会”引发的各种“后”理论等的影响。因此，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日益陷入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因素同时共存的“时空压缩”境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性变成了共时性。具体来说，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既出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种现象及其问题并存的局面，又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因素并存的情况，还有“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并存的情景。依据这样客观的历史逻辑，我们既不能离开传统空谈现代化建设，也不能离开现代化实践妄议文明传承。反思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传统文化主张的道法自然、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等理念，有助于平衡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利益冲突等问题；“西学东渐”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使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具体运行经验的同时，保持对现代化进程之文化批判和理性监督。这三大文化资源的交流互鉴及其综合创新，为我们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综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态和独特的文化优势。历史延续性下的中国道路，离不开现代性文明的哺育，更离不开积淀着本土化、烟火气和生活底色的历史传统。基于此，我们需要有思想自觉，建构中华民族之新时代的学术自我和思想自我，并积极探寻人类文明的新型历史形态。
其二，物质与精神并重。马克思提出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7]等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精神进步的无能为力。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涌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的精神存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一直游荡于人类历史中的虚无主义重新粉墨登场了，并俨然成为高居一切的凯旋者。与此相对，社会主义类型的现代化方式致力于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整合、义利统一、享受和奉献的结合、科技和道德的统一等，这无疑有利于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完成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等成就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肩负起了精神解放和精神发展的历史使命。
其三，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从动力机制来看，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资源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等形成的合力，成为驱动中国道路前进的强大中国力量。从平衡机制来看 ，中国道路比较有效地平衡了效率与公平、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利润追求和以人为本、市场经济和道义力量、个人自由和公平正义等。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党的全面领导[18]下，优化机制运行顺畅，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避免了体制机制的僵化和路径依赖，保持了实践及相应政策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一种集中统一领导的主导力量下，中国道路维持了动力、平衡和优化等三大机制的高效综合运转，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拥有充沛的活力动力，又能够保持有效的稳定平衡。展望未来，若能如曾经消化吸纳佛教文化一样持续地将他者优质的现代文明因素内化为我们的文化禀赋，并把中国式的现代性贡献转化为举世公认之“好”，新型文明形态的曙光必将在世界的东方绽放光彩。
完
注释：
[1]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3—164页。
[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84页。
[4][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 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1页。
[5] 转引自林聚任：《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文史哲》2008年第6期。
[6] 如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大都认为英国现代化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即属于这里的“A”。
[7][美]劳伦斯·Ｅ·卡洪：《现代性的困境》，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4页。
[8][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143页。
[9][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0][德]雅思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 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5页。
[12][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33 页。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9 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96—99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
[18] 十九大之后的新宪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党章明确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完
文章|《文史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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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思想先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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